治理“城市病”，如何对症下药？

这些“始于中国城市，用于中国城市”的新的理念、政策和实践，在自身不断完善的同时，也全面深刻地重塑着中国城市的形态、功能和性格。

2017年，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办公室、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启动实施了“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70周年”“建党100周年”三大系列研究专项。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不断深化，充分展示上海社科界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新进展和新成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和知识体系进程，“思想汇”栏目与上海市社联合作推出“新中国70周年”研究专栏。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步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以往在经济高速发展中累积和被遮蔽的问题、矛盾和后遗症，在经济新常态中迅速抬头并集中表现为“城市问题”和“城市病”。

为应对这些问题、矛盾和挑战，党中央和国务院密集推出一系列的新政策和新实践。从内容上看，有的是全局性的，如《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有的是重点战略，如“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也有一些是专项工作，如全面二孩政策、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流转、特色小镇等。从性质上看，有的属于转型升级，有的属于补短板，有的属于创新实践。从实施效果上看，有些属于立竿见影，有些属于“小火温补”，有些目前还不是很明显。但上述这些新政策和新实践都是为了应对城市化挑战、促进城市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而谋划、布局和推进的。

进一步说，以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和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为代表，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治国理政新实践中，包含和运用了丰富的城市政治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生态学、城市规划学、城市社会学、城市管理学、城市文化学等新理论和新方法，并在不断融会贯通中建构出中国特色城市科学理论体系，揭示了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的基本框架和发展路径。而这些“始于中国城市，用于中国城市”的新的理念、政策和实践，在自身不断完善的同时，也全面深刻地重塑着中国城市的形态、功能和性格。

两种城市化模式的得与失

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大体上走过了两个阶段。一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政治型城市化是这一阶段的主导模式。这是一种以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需要为中心、一切服从于国家政治需要与政治利益的城市化模式。二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型城市化成为主导模式。这是一种以GDP为中心、一切服从于发展经济生产力的城市发展模式。

这两种模式各有各的历史合理性，同时也有各自的局限性。政治型城市化成就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是后来一切事业和奋斗的基础和母体。但其问题在于“政治”压抑了“经济”，导致城市人口减少、生产凋敝、城乡分化加剧、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普遍窘迫与贫困。经济型城市化最大的“得”是我国GDP总量跃升为世界第二，极大地提升了综合国力和城市竞争力。但最大的“失”是愈演愈烈的环境资源问题和社会人文问题，前者严重威胁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物质条件”，后者严重威胁到城市健康发展的“主体条件”。政治型城市化最大的后遗症是“政治与经济”“政府与市场”在边界上的不清晰和功能上的错位，而经济型城市化最突出的问题则是导致了“客观方面的环境资源紧张”和“主观方面的人文价值贫乏”，这些问题和矛盾在当下相互缠绕在一起，是造成我国“城市病”集中性爆发的深层原因，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予以解决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